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听指导员这样一说，大家也就知道了，开始用饭勺舀着盆里的红薯汤，吃起了忆苦思甜饭。我哪怕是饿肚子都不想吃红薯，可是，因为是忆苦思甜饭，不能不吃，所以，我就挖了两勺稀汤，对付着一喝，算是吃过了。

因为中午饭没吃好，下午比赛时就感觉劲头不足，斗志不强。双方队员们上场时都显得有些懒散，所以，比赛时跑动和争抢也不是很卖力。观众虽然来了不少，可是，掌声稀稀啦啦，喝彩声也是有气无力。我开始还跑得挺欢，可是跑了一会，就开始感到胃酸，酸得老是想吐。所以，上半场一结束，我就对李排长说，‘排长，换人吧，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说着，便往厕所那边跑，在厕所里吐了一大片酸水。可是，等我从厕所那边回来，李排长对我说，‘小袁，你还得要继续上场，吴大个受伤了，上不了场，你再不上，人就不够了。’这时，双方比分是41:35，我们还差6分，如果吴大个一下场，那就更是没法打了。因为吴大个是我们的主力前锋。于是，我对排长说，‘吴大个咋说也不能下场，他一下场，比赛就一边倒了，那还有啥看头？’

正在这时，裴副站长和魏指导员带着一位三十四、五岁，穿着四兜军服的英俊军人来到李排长面前，说，‘李排长，这是八一制片厂来咱们边防站从事摄影工作的摄影师李连祥，现在编入你们一排三班。’李排长马上跟那人握手，说，‘欢迎欢迎。’

两人刚说几句话，下半场比赛就要开始了。吴大个见李排长不让他下场，就对李排长说，‘排长，我可以不下场，但我的腿受了伤，打不了前锋，只能打打后卫。’

李排长就搔头了，说，‘你不打前锋，那前锋让谁来打？’因为平时我们队能打前锋的也只有吴大个一人，他不打前锋，就再没人打前锋了。这时，那位刚来的八一制片厂的李同志就说，‘李排长，要不，我就赶鸭子上架，给大家凑个场面？’李排长朝李同志看了一眼，问，‘你也会打篮球？’李同志说，‘我过去是学校篮球队的。’李排长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那你就来打前锋，让吴大个打后卫。小袁就不用上场了。’

大家一看我们队换上了一个新人，还没认清这人是谁，就见李同志连续几个突破上篮，一下把比分反超为50；48。看着李同志高超精彩的表演，大家顿时振奋起来，不住地鼓掌喝彩。对方见情况不妙，赶忙叫暂停，又是换人，又是变换战术，准备把比分赶过来。可是，无论对方怎么变换，比分却是越拉越大。最后，我们一排以83:72战胜三排。

比赛一结束，大家都围过来跟李同志握手，簇拥着他一起来到了我们宿舍。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班长把李同志分给我跟我结成了一帮一的对子。而且他的床也跟我的床紧挨着。我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肯定会进步得很快。

不一会，我们就很熟了。他叫李连祥，上海人，34岁，党员，曾拍摄过《新沙皇反华暴行》等多部影片，去过‘抗美援越’前线进行采访拍摄。他还给我讲了他们能来新疆边防拍摄，完全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江青帮的忙。听着他这话，我更是对他刮目相看了。他说在九大上，一些新闻媒体的领导从军代表那得知新疆军区可能要在丘尔丘特转场方面有些行动，就向江青提出要求去新疆军区采访拍摄，江青当时想都没想，就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但这些媒体向新疆军区提出请求时，说这必须要经军委办事小组批准。因新疆边民发生了外逃事件，边防管制很严，一般不接受采访；边防的食宿条件也比较差，不方便接待；边防形势也比较紧张，万一死了人，那就更是无法交代。可是，江青知道这事后，立刻打电话找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还发了脾气，说‘我的话在军队不管用吗？’黄永胜一听这话，赶忙通知军委办事组，允许新闻机构派人到新疆采访。